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

及至清代文献中“贵州,古荒服地也,东临荆楚,西接蜀粤,南倚滇云,亦西南至奥区也。虽华阳黑水列在方州,而毒溪瘴岭,蔽日寻云,一线羊肠,袅空切汉,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说明贵州古驿道线路时代跨度较大,难度高,分布较广,线路错综复杂,联结的文化形态多元,“沿线形成的文化景观和人文遗迹是透视贵州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军事斗争、宗教信仰、文化变迁、民族交流的窗口。”特别是自明清以来古驿道线路的开辟为故事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通道,使得故事在不同地域、民族中流传,故事异文中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古驿道线路是贵州与外界沟通以及境内多民族交流的渠道,改变了过去封闭的状态,为多民族文化互相接触提供了巨大空间。“正是这种差异世界才不会显得单调乏味,不同文化碰撞交融使世界文化苑中奇花异卉竞放。”民间故事是其中一面镜子,照出了贵州古驿道走廊民众的生活现状,也将他们的寄托于故事中的美好愿望得到反射。人们不断地创作、传播、和改编民间故事,在影射社会现实的同时,对民众的精神和情感生活起到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作用。

民间故事是时代和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江应樑先生认为“从边民底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种种来源上可以给我们民族历史上极大之论证与直接之史料。”也辅助产生普遍的区域认同感。一种类型故事在贵州古驿道文化线路上持续不断的传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发生着流变,构成了贵州地域民族文化的“共同的记忆”。

民间故事名副其实的原创作者是广大社会民众,他们是民间故事发展方向的掌舵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作和改变故事,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总结出来的某些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向往,并将这些因素以简单的情节添加在所接触到的民间故事中,也把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特点,真实生活的点点滴滴渗透融入到故事中,使故事的情节内容更加饱满和耐人寻味,也使故事还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现实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情都能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可以类比的对象,并通过历史演进和文化积累而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种集体记忆。”比如镇远县《龙女与阿三》故事的不同版本就有着明确的时代印迹。

“务农式”和“商业式”两种不同的获取财力的方式,这样的民间故事影射人们真实的生活,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可以推断,乙版本故事的流传和演变与明代以来镇远县成为特殊的古驿道重要驿站和人员、商品集散地,即与市场密切相关。

因此,可以把民间故事的不断发展与流变的主要动因归结于社会民众的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物质,但是却是通过精神层面上来反映的,它无所不在,并且一直存在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民间故事将会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流变中,方向是越来越贴近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并且将永远与时俱进,是一个时代中一个地域民众生活需求的真实呈现。

各种交通媒介的存在,使各民族间的边界从来都是相对的。通过观照动物恩义型故事、兄弟型故事、禁忌型故事、神树型故事、灰姑娘型故事等故事类型在贵州古驿道地区传承与流变过程中推动多民族融合、地域文化交融互渗过程,可以发现在一定意义上,这几类故事均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维系个体与群体之间交往之纽带,跨越了族际间的藩篱,凸显了人的类本质表达与关怀,是一种共同体命运的自觉。

灰姑娘型故事。灰姑娘型故事在贵州传承播散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其原始特色,又融合了不同地域的民族风情、宗教信仰、习惯法规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趣味横生、多姿多彩的故事。在分析了历史上湘黔滇驿道贵州境内路段沿线实地田野调查中采集和现有的共42篇灰姑娘型故事文本,涵盖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水族、汉族、瑶族、壮族、纳西族、景颇族、畲族、革家人、穿青人等,发现灰姑娘型故事异文本中随着流传地不同,民族间已实现本土化的文化符号。如分别出现当地典型动植物(鱼、牛、鸟、竹子等等)、大型自由择偶婚配节日(姊妹节、跳月、芦笙节、浪冒浪哨、行歌坐月、走坡会等)、各类饰物(绣花鞋、手镯、金银首饰)等等,结合其民族生态文化语境进行深入解读和对比分析,彰显出了隐藏在各民族间“灰姑娘”身上的民族地域特色文化。灰姑娘型故事在古驿道这条流动着的文化线路上的传播,流经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内部之后,其故事内容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异,各民族群众对于灰姑娘型故事主体文化观念、价值观等认同的同时,推动了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

灰姑娘型故事体现的人类共有价值在于,表达了“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的命运观。告诉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勇敢面对,总会出现机遇、转机。对于每个人而言,不仅要心存善念,同情弱者,不仗势欺人,而且要善于帮助他人。共同美好才是真正的美好,这是民间愿景的共同表达。

动物恩义类故事。动物恩义故事广泛传播于历史上湘黔滇驿道贵州境内路段走廊沿线,通过对镇远、玉屏、贵阳、镇宁、六盘水、盘县等区域的实地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搜集了涵盖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汉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普米族、傈僳族、土家族、满族等民族间传播的动物恩义故事,并结合少量前人已整理过的故事文本,共55篇,主要包括“结成夫妻型故事”、“宝物相赠型故事”和“有求必应型故事”三种故事类型。运用“地域”视角,结合古驿道沿线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对故事文本中出现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发现人们借助古驿道沿线动物恩义故事流传,实践着人文、伦理、文化等等价值观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地区多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文化的融合互渗与各民族群众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动物恩义型故事体现的人类共有价值在于,此类故事是建立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民间认为人与动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人虐待动物,下辈子就要变成动物,而动物变成人,让人去还前世欠下的债。这是一种人与动物平等的、设身处地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衍生出今世或下世恩义情仇的互报。这种人与动物对话的表达方式,警示人类对动物要爱惜、要理解它们的生存空间,体现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

神树类故事。以贵州古驿道西线(镇宁、普定、盘县)、中线(贵阳、清镇)、东线(施秉、黄平、玉屏)等田野点搜集到的40余篇有关神树的故事为研究对象,其中涵盖布依族、侗族、汉族、仡佬族、苗族、瑶族、畲族、阿昌族、满族、壮族、水族、仡佬族、穿青人、彝族等,主要包括“进京赶考—状元杉型”、“凡人上天—马桑树型”、“张三丰助人—麻花松型”、“懒汉种田—桐树开花型”、“兄弟分家—摇钱树型”和“书生求偶—神树型”共六个类型,涉及的树种类也比较多:银杏树、杉树、枫树、梧桐树、马桑树、摇钱树、松树、铁树等。神树所生长环境、气候、地貌、不同民族间文化认同、价值观等宏观原因,故事文本中所包含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符号、风俗习惯、禁忌习俗、树木图腾崇拜、对神树的文化认知心理等微观原因,都是神树故事得以在古驿道沿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传承的主要方面,展现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借助神树故事的传播,影响人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局面。

神树型故事体现的人类共有价值在于,树与人类休养生息相伴相随,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从而赋予了神圣价值。所表达的树是万物之母、寨神所在之处等等,无不反映出人类与森林、植物的依存关系。

禁忌类故事。以贵州古驿道的盘县、六盘水、贵阳、清镇、黄平、施秉、镇远等实地田野调查访谈中搜集来的故事文本为主,并结合少量地方志中现有故事文本,共50余篇,其中涵盖布依族、苗族、仡佬族、汉族、水族、土家族、侗族、满族、瑶族、畲族、彝族、仡佬族等,常见人兽婚恋型故事和避讳型故事类型。结合沿线不同民族间的禁忌民俗内容和故事中的重要文化意象,如螺蛳、狗、葫芦等在不同民族间文化内涵,类比分析不同民族内传播的故事文本,特别是对“螺女化身离去”情节的横向时间和纵向空间维度上的解读,可以考察民众创作与禁忌类故事的传播心理、文化内涵及缘由,展现出故事传播与流变背后隐藏的多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以及走向对话的可能性。

禁忌型故事体现的人类共有价值在于,人类应该有所敬畏与遵循,禁忌是达成稳定社会秩序的路径之一。

兄弟型故事。考察贵州古驿道上中下3个区域,以西线(晴隆、普安)、中线(贵阳、清镇)、东线余篇兄弟型故事为研究对象,其中涵盖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瑶族、侗族、汉族、彝族、畲族、黎族、满族、阿昌族、哈尼族、景颇族等。对比分析其在贵州古驿道沿线各民族间横向(地域上)的流变和纵向(时间上)的流变,发现沿线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兄弟型故事为依托,伴生国家政策、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伦理道德等,展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段的人们通过认同的价值观(如不同的民族精神和善恶观、伦理观、宗教文化、文化符号等)交流与传播,促进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融合互渗。特别是从兄弟型故事在多民族间传承与流变的过程中,兄弟民族间由兄弟型故事的交流与传播而自发形成的地域民族间的交融又促生了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兄弟民族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为新时期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理论与政策及推进“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提供借鉴。

兄弟型故事体现的人类共有价值在于,血缘手足之情亘古如斯,虽然人群集团之间会有矛盾和斗争,但还是兄弟,人类命运终究休戚与共。

民众的再创作表现了对于“他者”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尊重异文化中的信仰、禁忌、节日以及习惯等各个方面,从而避免了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甚至因为误解而引发的冲突。“在各种知识话语的互动中,地域文化通过他者的知识对自己纠葛的现代性知识进行再创作”,极大地扩展了故事的流传范围,使其被多民族地区民众广泛接受。

尽管各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并没有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而不相来往,而是在交往中既能够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实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局面。比如贵州地区兄弟分家故事的生成就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因此在兄弟分家故事中弟弟总是正面形象,哥哥是贪婪、自私的,两兄弟分配财产的不公正源于哥哥。1996年和2014年分别在贵阳花溪区搜集的兄弟型故事《狗耕田》描述的就是这样的财产分配方式。

再比如贵州古驿道走廊地区就“田螺姑娘”型故事的再创作和对话。方志、文献和作者田野收集的包括布依族讲述的是《螺蛳姑娘》、施秉县苗族讲述的是《孤儿和龙女》、贵阳市苗族流传的取名《龙妻》。三则故事异文本的再创作和对话轨迹明显:

这其中历史记忆的、伦理教化的、风俗塑造的印迹,显然需要靠人为力量的推动,故事在传播和再创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传承也发生了变化,有纵向的不同时代层层叠叠的生成与累积,有横向的融汇了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文化元素。

相似的故事,使“他们”可能变成“我们”,认同得以形成。民间故事说明人类可以“一起”或者“同步”想象,编织出种种相似的故事,使不同人群之间更易产生合作。

同一民间故事文本在特定的时空中传播时,往往以双向交叉的方式在不同地域、民族之间流动,会受到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及审美情趣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局部性变异,从而形成当地人所喜闻乐见的故事。“想象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自然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也展现出民间故事欣欣向荣、蓬勃旺盛之势的生命力。以此为媒介,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进一步地交融互渗,为“多元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间故事是民众集体创作并共同享用的生活哲学,影射民众的现实生活,也寄予民众的美好愿望,体现着民众认可与接纳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例如贵州古驿道走廊动物恩义故事宣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无形中对民众起到了感染教化的作用;灰姑娘型故事、神树故事等警醒世人在世俗名利面前的不要动摇,善恶轮回终有因果,浅显的民间故事传达着最朴素的人间至真至纯的情感,颂扬着亘古不变的善的力量,揭示了贪婪的人性在人世间泛滥的危害。即使在当下民间故事的道德教化功能仍然存在,“民间故事始终是离生活最近、最唾手可得的道德教化手段,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善恶有报的民间故事,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赞美人性中的善良、真诚、勇敢,对人性中的丑恶、虚伪、自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贬损,引导人们弃恶从善”。

民间故事历经千年而传诵不已,它的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伦理道德的教化和共有观念的传达,达到调整和管理传统社会秩序的目的,进而维系人与社会的相对平衡。

虽然在内容上或许会有所变化,但它作为已经固化了的“原始残留物”和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故事模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得十分的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者,他们在以讲故事的形式来传达伦理教化、家国大义、情绪情感的时候,只要利用这些故事所固有的结构即可,也就是不用考虑故事结构,只需根据表达意愿或场境去添加内容。“具体的情节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名字变化很少。故事结构显现稳定的状态。”这也是民间故事得以流传的深层原因之一,结构固化而内容可以不断创新。

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常常成为人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民间故事可以让不识字的老人借助相对稳定固化故事结构加入自己的实践认知,从而对于生命的经历、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出了属于个体生命的文化阐释,正如孔子将来自于民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完备,很多农村的老奶奶老爷爷们不知道孔子是谁,不知道孔子讲过什么,在生活中却用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仁爱”,这就是民间口头传统的真正的精神活力。

民间故事中常有兄弟共同出生或认兄弟的情节,在民族关系中叙述的就是对他族的接纳、包容,在同一个地域中,这就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逻辑及基础。“在多民族国家中,除了国内民族纷争战火不断的某些国家,民族问题大量的是以潜隐性形式存在着。”学者戴维·利明认为“一个故事从哪里开始并不是重点,由谁传出去的也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其他人是如何接受故事的,那么我们大胆设想一下,原因是不是这个故事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激发出那早已存在他们思想中的潜意识呢?”各地讲述的兄弟型故事,尽管兄弟的数量不一,但是都采用了“兄妹开亲→生下肉球→剁烂抛向各地→汉族、侗族、彝族、苗族、仡佬族、瑶族……”这类模式来讲述你我不同民族的形成,其实是在诉说各民族原本就是兄弟般的一家。对于故事里出现的其他人物,诸如县官、地主、土皇帝等,各民族人们的态度和好恶都是指向一致的。在贵州毕节一带彝族的故事说:古时候,一个做活路回家的男子,过河时被金竹撞到左腿上,金竹并没有离去。于是将竹子带回家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中要做挑货物的箩筐,想到那截金竹。金竹被劈成两半后掉下来五个娃娃。当他把娃娃们养大的时候也就老了。孩子们不再让老人做活,对老人很敬重。老人去世后,孩子们就出门各自某生活,后来就成了今天的白彝、花彝、黑彝、青彝和汉族。

许多民间故事是以“从前有三个兄弟到这里来……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寨子……”这样的叙述模式展开的,既表达了地域的建构,也表达了人群的同宗性。以“兄弟”同出生、同父共母这样的小故事来讲大道理时,各民族人们的日常生活被鲜活地代入进来,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共同期许也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被表达出来。

深入到田野中去,深入到民间文化的细微之处,才会发现民间故事如良知一样恒久地流淌在普通民众的血液里面,我们在搜集民间故事的田野工作中恰恰感悟到了属于民间的文化力量和民间文化一体化的轨迹。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开阔了各民众的胸襟,不仅能够理性看待不同民族文化,还能以开阔的胸襟去接纳,不断丰富自身。善于用故事传递一种正确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让更多接触到故事的民众都能受到故事的影响,从而接纳故事中的道理,并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达到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作用。“大众文化在吸收民间文化营养的同时,也在冲击着民间文化,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也必然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故事的传播与有无文字关系较弱,与讲述和体认关系较强,起到了展现和还原我们的文化轨迹与走向的作用。在《倒栽杉》、《白果树成精》的故事中可以解读出当地禁止婚姻自由的习俗。在故事的最后,往往是村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树神”破除了这一陋习,村寨从此实现了婚姻的自由。通过故事叙述的表层,挖掘人们对所处地域独特的生态认知以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独特的人生体悟等等,就是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富有智慧的保护和传承,是呈现文化构成结构的活化石和珍贵遗存。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所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讲到:“民间故事的使命是在一个农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疲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石砾的田地变成馥香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的学徒的可怜的屋顶变成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健壮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地阐明他的精神品质,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我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小块多元、深度互动、和谐多彩的特色,习总书记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各民族相互嵌入,就是要“实现各民族在居住形式上(地域空间)的混杂居住;经济活动中的共同劳作、互助合作;民族文化交流中的相互认可、相互吸纳;民族心理上的相互尊重、认可、信任;民族关系上的和睦共处、和谐共进”。民族文化、心理、关系的调整,民间故事恰恰默默地成为其媒介,凝聚了多民族认同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文化繁荣的催化剂,十分助益推动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概言之,这些民间故事都是在表达人类共同的主题,古驿道提供了这些共同故事主题的交流与融合的条件,乃至难以分清楚故事的源流与传播路径,可以说是各民族共同创造而构建起这条通路、时空的共同价值,从而形成有族无界的和谐共生模式。这种民族互嵌方式经过历史的打磨而演化成共同的地域文化。吴楚克认为要“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考察一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建,是值得赞成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交融,各民族形成有机地整合,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既是互为环境,也是互为主体,结成更大的一个主体——有机整体,特别是各族婚姻界限的打破。或许有族不唯族,有界不唯界,正是古驿道上人际融合、族际融合、经济文化融合,即共同价值融合在民间故事里的体现。或许本文带给人们省思的问题是:各民族要达致融合团结,必须认真倾听对方的故事(故事内涵的价值、理念),并理解交融互渗的故事,才能共同讲述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更大的“我们”的故事——我们中国的故事,从而使“中国梦”的故事变成现实。